原文（節錄）
《明史》卷二百九十九〈方伎傳〉
李時珍，字東璧，蘄州人。好讀醫書，醫家《本草》，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，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，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，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，至掌禹錫、唐慎微輩，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，時稱大備。然品類既煩，名稱多雜，或一物而析為二三，或二物而混為一品，時珍病之。乃窮搜博采，芟煩補闕，曆三十年，閱書八百餘家，稿三易而成書，曰《本草綱目》。增藥三百七十四種，厘為一十六部，合成五十二卷。首標正名為綱，餘各附釋為目，次以集解詳其出產、形色，又次以氣味、主治附方。書成，將上之朝，時珍遽卒。未幾，神宗詔修國史，購四方書籍。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，天子嘉之，命刊行天下，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。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，子建中，四川蓬谿知縣。
李建元〈進本草綱目疏〉篇末（萬曆二十四年）
十一月 日進呈，十八日奉聖旨︰書留覽，禮部知道，欽此。
錄文據維基文庫《明史》卷299、〈本草綱目/序〉。本傳提到書中體例，本站不錄藥物主治與附方（D05）。古籍原文屬公眾領域。
生平
- 李時珍字東璧，蘄州人。清人顧景星的傳記說，他父親李言聞「以醫為業」，他十四歲補諸生，之後三次鄉試都沒有考中。
- 《明史》說他「官楚王府奉祠正」。顧傳另說他後來被薦於朝，授太醫院院判，這一條只見於顧傳。
- 《本草綱目》刻成時他已經過世，兒子李建元在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把書和父親的遺表進呈朝廷。
- 三處傳記都沒有給他的生卒年。今天通行的 1518–1593，本站還沒找到原典根據。
考證
官職：奉祠正，院判待考
《明史》只說「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」。兒子的進疏寫父親官銜是「原任楚府奉祠，奉敕進封文林郎、四川蓬溪知縣」；對照《明史》「子建中，四川蓬谿知縣」，這是因兒子做官得到的封贈，不是李時珍本人任知縣，這是推論。
「太醫院院判」只見於百年後顧景星的傳記，《明史》和進疏都沒有提。兒子在奏疏中寫父親官銜，沒有理由漏掉更高的院判一職。
成書：數字對不上的地方
王世貞序、李建元進疏、《明史》三處都說「增藥三百七十四種」，分十六部、五十二卷，「正名為綱」「附釋為目」，這就是書名「綱目」的由來。
對不上的有兩處：舊本藥數，王世貞序作「一千五百一十八種」，《明史》作「一千五百五十八種」；新增藥數，四庫本《湖廣通志》所收顧傳作「五百七十四種」，「五」應是「三」之誤。費時，王序和《明史》都說三十年，進疏則說「行年三十，力肆校讎；歷歲七旬，功始成就」，是從三十歲做到七十歲。
刊行：聖旨說了什麼
萬曆十八年（1590）王世貞作序時，序末還在勸他「盍鍥之」，可見書還沒有刻。到萬曆二十四年兒子進書時，進疏說「甫及刻成，忽值數盡」，李時珍沒看到全書刻成。
進疏末尾錄了聖旨：「書留覽，禮部知道」。《明史》寫成「天子嘉之，命刊行天下」，顧傳也說朝廷「命禮部謄寫兩京各省布政刋行」。聖旨原文裡沒有「嘉之」，也沒有「命刊行」；《明史》和顧傳的說法有沒有其他明代文書根據，還沒查到。
今天常說的「金陵本」，就是這個初刻本：輯書姓氏的末行刻「金陵後學胡承龍梓行」。刊行年與版本見〈金陵本與胡承龍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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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草綱目》在李時珍生前已進入刻印，但他沒看到全書刻成；朝廷「下令刊行」一說沒有聖旨原文支持。
1590 年王序還在勸「盍鍥之」；1596 年兒子進書時說「甫及刻成，忽值數盡」；聖旨只批「書留覽，禮部知道」。
什麼證據會讓我們改變看法：找到萬曆年間禮部或皇帝另有下令各省翻刻的文書；或金陵本牌記顯示刻成早於李時珍卒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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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李時珍的官職，應以「楚王府奉祠正」為準，「太醫院院判」標為「清人傳記所說，待考」。
《明史》和兒子的進疏都只提楚府奉祠；只有百年後的顧景星傳記提到院判。
什麼證據會讓我們改變看法：明代太醫院職官名錄、實錄或地方志中，有李時珍任院判的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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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中藥數應照王序和進疏寫「增藥 374 種」，《明史》的「1558」與顧傳的「574」都不宜採用。
374 在三處一致；舊藥 1518 在王序與顧傳一致。不一致的數字都只有單一來源。
什麼證據會讓我們改變看法：對照金陵本書影的總目，發現實際收藥數另有不同。
尚待查證
- 金陵本《本草綱目》明確寫出刊年的牌記。
- 李時珍生卒年的原典根據。
- 萬曆年間有關《本草綱目》刊行的禮部或實錄記載；太醫院職官記錄。